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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3年12月，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了调动，韩先楚接替了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职务。在此之前，他在福建的工作经历已长达16年，期间不仅负责军区的事宜，还兼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主任等多个重要职务。调任兰州军区后，韩先楚不再担任地方职务，专心致力于军队的建设与发展。
在他的调任前，毛主席特别向韩先楚介绍了他的搭档冼恒汉，说他是个老实人，并提醒韩先楚在任职后不要对冼恒汉施加压力。此言一出，众人不禁发出笑声，气氛也因此轻松了许多。冼恒汉自1950年便在甘肃兰州工作，西北军区司令部当时就设在这里。而在1955年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后，他被任命为政治委员，从此开启了长达22年的政委生涯。
在冼恒汉担任政委期间，他先后与张志达和皮定均等人合作，关系相对融洽。然而，自1967年起，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支左工作，之后更是被任命为甘肃省的主要负责人，军区的具体工作则由司令员负责。1973年，韩先楚履新后，立即着手视察军区的防务问题。每位军区司令的作战风格和重点各有不同，韩先楚对某些方面并不十分满意，因此提出了改变原有防务布置的要求。他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与其他领导意见相左，这种情况在他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并不鲜见。
展开剩余55%在战争年代，韩先楚的性格一向是不拘一格，他常常突破常规，成功策划了多场出人意料的战斗。例如，他在奇袭威远堡的行动中，就与政治委员等多数同僚的意见相悖，但最终取得了胜利。此外，在四保临江的战斗中，他同样坚持优先攻击敌方强军，最后获得了更大的胜利。这也让韩先楚在军事指挥方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。对于那些不够了解他的人来说，或许会误解他不愿听取他人的建议，但实际上，他的性格使他在决策时能更为释然。然而，这样的态度不免让不熟悉他的同伴之间产生一些隔阂。
在福州军区任职期间，韩先楚是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，决策权在他手中。而在调任兰州军区后，党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则由冼恒汉担任。当在工作中产生分歧时，冼恒汉掌握了最终的决定权，这种权力的转换在潜移默化中可能引发了一定的隔阂。1975年9月，冼恒汉向毛泽东、叶剑英以及邓小平写信，详细报告了韩先楚来兰州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并请求中央军委的帮助以解决这些困扰。这无疑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。
到了1977年6月，冼恒汉因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出现失误而受到批评，上级决定调他离开兰州，待命重新分配。他对此决定表示能接受，认为这可以防止与韩先楚的隔阂进一步恶化，影响到内部的团结。冼恒汉在北京待业五年，后因工作的原因被退出现役并安置至地方工作。1980年，韩先楚则被调离兰州，升任军委常委，随后逐渐淡出一线，转向人大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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